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，养老问题日益引人关注，而农村养老问题尤为凸显。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农村老年人所要承受的更多。农村家庭普遍较差的经济条件、农村社会不够健全的保障体系、城镇化带来的空间距离和文明撕裂、转型时期的孝道变迁等等，都从不同侧面，以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村老人的生活境遇。

　　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孔夫子的话流传了两千多年。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庭和尊重长辈著称，不过随着社会结构的大转型，乡村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，传统孝道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。

　　在采访的众多老人中，记者发现，对儿女的赡养表示不满或没有信心的不在少数。在当前农村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背景下，一些地方孝道式微的现状，以及由此带来的老人生活无着、精神无依的凄凉境况，让人触目惊心，闻之泪下。

　　“我们知道，回家就是等死”

　　家住中部地区农村的蒋老汉今年70多岁了，老伴患胃癌已经在半年多前去世，每每想起老伴患病时痛苦的样子，蒋老汉就泣不成声。

　　蒋老汉的老伴患癌症两年，治病花光了老两口一辈子5万多元的积蓄，在外打工的儿子没有拿一分钱，也很少过问病情，有一次蒋老汉的老伴病情恶化，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家看看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是不是真不行了？来回车费很贵的！”最终儿子还是没有回来看母亲。“有时候真想抽他几个巴掌，我们当年含辛茹苦把他带大，老了却是这个结果！”蒋老汉无奈地说。

　　今年春节，儿子和媳妇回家探亲，但什么活都不干，所有的家务全由蒋老汉老两口承担。“每天早上我们做好饭叫他们起来吃，他们还没有好脸色，嫌这嫌那，真是不孝子孙。”

　　尽管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，医药费个人还是要掏一部分，这对经济困难的蒋老汉来说负担沉重。今年2月，老伴病情又恶化，因手中实在没有钱了，无奈只能出院回家。“其实我们知道，回家就是等死。老伴癌症处于晚期，经常痛得死去活来，我们没钱只能买点止痛药吃。老伴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，一辈子没享他什么福，走得还这么痛苦！”说起这些，蒋老汉不禁老泪纵横。

　　专门研究农村孝道文化的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，近年来农村孝道文化受到一定冲击，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比较明显，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子女不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。“不论是经济落后地区，还是经济发达的地区，都存在这样的现象。老人能动的时候，就‘啃老’，什么活都让老人干，等老人老得动不了了，就感觉成了家庭的累赘和负担。”陈国友说，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遭遇，但害怕丢人，往往不愿意对外人谈起。

　　“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”

　　“我会好好地养着我的母亲，等我老得干不动了儿子会养我。”江西万年县上坊乡枧元村62岁的村民李淼财对养老这个话题有着传统且分明的态度。

　　李淼财的老母亲85岁，因为是4兄妹中惟一的儿子，按照当地的风俗，由他承担母亲的养老责任。李淼财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外打工。尽管儿子们的收入不高，各自的家庭负担都很重，但李淼财逢年过节还是能收到儿子们千儿八百的零花钱，日子虽不富裕，但平淡快乐。

　　除了和老伴种自家的几亩地之外，李淼财还经常出去打点零工。他说，儿子们的生活压力也不小，自己趁还干得动，得多赚钱。一代人养一代人，赡养老母亲的责任自己会扛着，不让儿子们来分担。“母亲年纪大了，百年之后肯定要办个白喜事。我还得多赚点钱，到时候不能办得太寒碜。”

　　李淼财做零工一天能赚80元钱，几个月前他还跟村里人远赴新疆打工。“年纪越大，请你做事的人越少。”李淼财说，如果身体没有什么毛病，自己还想再干上几年。

　　让李淼财高兴的是自己有两个儿子，他认为这无疑给晚年生活上了份保险。他告诉记者，农村就是这个风俗习惯，儿子给父母养老是天经地义的，是不能推卸的责任。“如果我儿子不养我，我去砸了他们吃饭的锅都没关系，村里人还会帮着我说他们。”

　　不过李淼财也承认，现在这种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。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，他们对长辈好不好，村里人也很难说得上话。“因为他们不在村里住。如果像祖辈一样在村里住，对父母不好的话，走到哪儿都有人戳脊梁骨，会让他们抬不起头来。”

　　外出务工确实给了一些不孝子女逃避责任的机会。记者曾经采访西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山村，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住着茅草房，靠种土豆和玉米维持生计。他们养育了5个孩子，都已成家，在外打工，当年春节却没有一个子女回家和父母过年。老夫妇家里也没有电话，无法联系子女，过年的时候倍感凄凉。

　　“子女收入少，负担又重，哪能怪他们呢”

　　《礼记》说：“孝有三：大者尊亲，其次弗辱，其下能养。”意思是，关于孝的道德规范，层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，此为大孝；层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，此为次孝；层次最低者是能够赡养父母，此为下孝。

　　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刘燕舞看来，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孝敬父母已经陷入了艰难维持的窘境。刘燕舞长期研究农村养老和农村老人自杀问题，他告诉记者，近些年来，农村老人自杀日渐增多，折射出传统孝道的日渐衰落。

　　根据他在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山西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等7省34村所做的实地调研，刘燕舞认为，在农村，孝道的衰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

　　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，即由父强子弱变为了父弱子强、夫强妻弱变为了夫弱妻强。父母权威或孝道的获得与儿子的地位有必然联系，当儿子在夫妻关系变动中处于弱势时，父辈将很难从儿子那里获得有力支持。

　　二是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，市场理性甚至侵蚀到道德领域，使人们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“作用”。“有用”的老人等于“有一点地位”，“无用”的老人等于“完全没有地位”，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天然的制高点。“如果按照传统的家庭逻辑，养儿防老天经地义，但市场逻辑是非常理性的算计，子辈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：你是养了我，但你养好我了吗？”刘燕舞说，这样的反驳往往给父母沉重的打击，他们发现，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道义上似乎都没有了抱怨的理由。

　　可悲和可怕的是，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样的逻辑。当记者问到对子女不孝的感受时，不少老人会说，“子女收入少，负担又重，我老了没用，帮不上他们的忙，哪能怪他们呢。”或许，老人们是在为子女开脱；更或许，他们只是在安慰自己，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。(《半月谈》)

　　纵深

　　勿让农村“养老”成奢望

　　养老已成为农村地区迫切而重大的难题。近年来，国家也开始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应对这一难题，推行了农村低保、新农合、新农保等一系列重大举措，为农村养老奠定了制度基础。不过在农村空心化加剧、养老服务业匮乏的背景下，如何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，安度晚年，仍然是对全社会的一个重大考验。

　　完善制度保障

　　长期以来，我国农村老人养老依靠的是“养儿防老”这一传统途径。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，农村家庭的规模在慢慢发生变化，以前一个家庭有三四个甚至更多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，而现在重担只能落在一两个人身上。这让农村的“养儿防老”遭遇困境。

　　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许亚荃说，我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建设，寻求以“制度养老”替代“养儿防老”。目前全国已推行新农保，每位年满60岁的农村老人每月可以领到55元或更多的养老金，只是这种保障水平相对于不断增加的养老费用显得有些微薄。

　　云南省富源县老龄办副主任王卫疆说，云南的新农保从无到有，目前已实现了全面覆盖，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以领取60元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的生活困难。不过60元的保障标准确实有点低，现在物价上涨快，期望养老金能有所调整。

　　许亚荃建议国家建立新农保标准与GDP、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，保证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。“这种普惠性政策考验的是国家财力的支撑能力，未来一段时间内，农村养老金标准需要提高，但大幅提高可能难以实现。”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刘紫云说，应在国家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，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，鼓励商业保险积极加入，让其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有益补充。

　　拓宽养老渠道

　　“由于生活习惯、思想观念等原因，农村十分适合推广居家养老。”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说，居家养老以家庭为核心、以社区为依托，既经济可行又比较人性化，但相对于城市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应得到更多重视。

　　云南省曲靖市老龄办主任翟应江认为，针对农村老人居住分散的实际，农村居家养老应建立“一个中心、两支队伍”。一个中心就是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，两支队伍是专业护理队伍和志愿者队伍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应当具备日间照料、休闲娱乐、家政服务、精神慰藉、医疗保健和法律援助等功能，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和运转经费。“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，为农村老人提供上门服务，加大对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力度，尤其要培养懂得急救护理、心理咨询、精神慰藉等方面知识的人才。”江苏省洪泽县民政局局长李大洋说。

　　另外，机构养老也是农村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山东省蒙阴县夕阳红老年公寓负责人王兴英说，养老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需求很大。作为一种半公益性质的组织，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和补贴，以吸引更多民间资本下乡发展养老服务业。

　　针对农村养老机构资源短缺的问题，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还建议，一些地方医疗资源富余，可尝试将一些处于改制中或准备改制的中小型医院改办为养老院，发挥医院的医疗条件与专业的医护人员优势，满足农村地区对于机构养老的需求。

　　注重精神关怀

　　城镇化进程中，乡村留守老人、空巢老人明显增多，绝大多数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仅限于看电视、打牌、下棋、打麻将，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空心化严重，甚至想找一个说话的人都难，致使老人情感孤寂，有的甚至以自杀结束残生。

　　李大洋说，可以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需求，推广一些健康的文体活动，丰富其生活。洪泽县目前在进行健身操、太极拳、木兰拳的下乡活动，让这些健康的运动“走到村里去”，受到老人们的欢迎。

　　宁夏回族自治区老龄办副主任岳秀霞认为，老人之间比较谈得来，可以选择一些年纪较轻、身体还好的老人上门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服务，然后给予服务者一定报酬。这种居民互助的办法，既让老人们有相互倾诉的对象，又让部分老人取得了一定的收入，一举两得。

　　同时基层干部们认为，精神关怀最重要的是来自儿女们的善待和尊重，这是老人们晚年最大的安慰。“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。”江西横峰县青板乡政府干部肖建林说，老人们对子女不仅有物质上的诉求，更有精神上的诉求，有时候一句暖心的话就会让老人念叨好久。

　　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，要大力倡导孝道文化，在全社会营造孝敬老人的良好氛围，将“新二十四孝”落到实处，对一些不尽孝道、不赡养老人的子女施加舆论压力，必要时诉诸法律手段，营造社会敬老、村居助老、家庭养老的良好氛围。(《半月谈》)

(原标题：转型乡村中的孝道沉浮)